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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的初心输给了妇联

文/朱迅垚 编辑/AI财经社 2017年11月11日

梁建章的初心

中国企业家讲情怀的有很多,但如果要说谁是最有知识分子范儿,谁是真研究与自己企业业务无关的学问而且颇出了一些成果,那势必要首推携程创始人梁建章。梁建章博士在人口经济学领域的造诣连很多学界专家都相当敬佩,并且,梁建章的学问有两个特点。

其一,他崇尚专业精神,这么多年,梁博士发表的文章无数,但基本都是围绕人口经济学领域,主要集中于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其他领域,梁建章很少发表意见;其二,他的文章有明显的公共表达倾向,与时局新闻结合紧密,并且即便是相对严肃的学术成果,也多是通过大众媒体发表出来,众所周知,梁博士堪称《财新周刊》最有份量的专栏作家之一了。

这世界上最吊诡的事情是,一个人在公共社会最热衷的事业、最希望呈现的关切,最终却成了导致他本人及其机构被舆论谴责的源头。在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案出来之前,携程亲子园可是梁建章将自己的学术理想付诸实践的主要成绩之一。甚至就在不久前的10月20号,梁建章还在《财新网》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国为什么没有托儿所》中说:

“携程是极少数兴办了员工子女托儿所的中国企业。为了解决一岁半至三岁半员工子女的看护难题,2015年年底,携程辟出800平方米的场地,成立携程亲子园这一在国内企业中鲜见的日常托育服务项目。该亲子园现有100多名小朋友,5个班级,开办后越来越受员工们的欢迎。”

梁建章在文章中的表功是否经过事前充分调查?我们无从得知。实际上,这也不重要,无论梁建章是否好心办坏事,无论这个过程中是否出现了种种在他控制之外的环节,有一点是肯定的,携程亲子园危机结结实实打了梁建章和携程的脸。携程最近半年一直在舆论浪尖,如果说之前的“ 积分票”、捆绑销售之类危机多数还只是局限在携程自身业务范畴,那么,亲子园危机不仅会导致携程形象危机扩大化,还将危及梁建章本人在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领域的发言姿态。梁博士以鼓励生育、倡导二胎、保障妇女生育权益著名。试想一下,以后梁博士再敢发表这类文章,一定有人会跑到他的文章下面讥讽:你们家亲子园都出了那么大事情,还有脸跑来拿妇女儿童说事儿?

我相信,明星开炮也好,供应商关系紧张负面也好,以携程目前的体量对付过去都不是难事儿。但亲子园事件,却既损携程,更损梁建章的个人理想。梁博士现在的状态真是,扎心了。

妇联的初心

此次危机有多方责任主体,抛开携程,还有上海市妇联及其下属《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以及第三方托管机构(即园区管理方:“为了孩子学苑”)。

回顾完梁建章的初心,我们再来看看妇联。很多人经常忽略类似妇联这些组织机构,以为他们的存在感很弱。实际上,在大政府的传统里,任何一个哪怕听上去边缘化的组织机构的设置安排都绝非无缘无故,在很多社会和公众容易忽视的领域,它们往往拥有相当的权力,更何况,全国妇联是一个正部级机构,而它的一把手往往还高配为副国级。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不要被它的名字骗了,这个妇女联合会的基本功能不仅包括捍卫妇女权益,还有维护少年儿童权益。全国妇联官方网站的关于妇联工作任务的第三条明确规定: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倾听妇女意见,反映妇女诉求,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有关建议,要求并协助有关部门或单位查处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行为,为受侵害的妇女儿童提供帮助。”

从这个角度来看,梁建章和携程会把携程亲子园挂靠到上海市妇联下属的一个单位名下,估计也有一种考虑,既然妇联就是专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机构,挂靠它们那里就算是名正言顺了。

这里要交代的背景是,中国0到3岁的幼儿托管目前处于真空状态。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事业单位的福利性质托儿所大部分都已经消失,而2012年政府颁布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严厉限制了幼儿园入园年龄,导致不少公办幼儿园陆续取消“托班”。所以,实际上的情况是,中国0到3岁幼儿整体处于单位企业不管,幼儿园管不到,而民办又找不到可以挂靠的社会组织的三不管状态。托管责任主要都是依靠家庭和个人,按照人口学家的研究,我国目前的0到3岁幼儿托管率只有4%。

在中国,办个幼儿园(3到6岁)都需要由社会组织出面,再由具有资质的企业经办,更何况针对0到3岁幼童的托儿所。梁建章之前的文章中有一句比较关键的话,他说:“即便是携程这样的大型企业,也是在投入大量资金,尤其是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审核流程之后,才好不容易获得了相关许可。”梁建章没有非常详细说明具体花了多少钱,审核流程有多复杂,但是,从事后的反推来看,携程与上海妇联及其下属《现代家庭》杂志之间显然曾经有过比较深入频繁的接触。现在,上海妇联、现代家庭以及携程三方都发表了声明,但三方都在暗中推卸责任,上海妇联公开信认为这是携程的企业内部托育点,而《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干脆只认定管理责任,至于监管责任,只字未提。

看来,不只是梁建章被打了脸,上海市妇联也忘记了它们的初心。

一个互联网企业,却做了国家该做的事

从现有的新闻调查和公开线索来看,携程亲子园事件,要追问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上海市妇联及《现代家庭》杂志社对携程亲子园的授权是否属于非法行政许可。这需要有关方面进行鉴定,这是最终确定各方监管责任的主要依据,如果是非法行政许可,那么,监管责任就倾向于上海市妇联,如果是合法行政许可,责任主要在携程。

第二,这个第三方机构及其托管方到底是什么来头,不仅没有资质,而且素质如此低下,内部管理如此混乱。他们到底是什么背景,跟各方有什么关联。

携程亲子园事件看上去是一个个案,但充分暴露在新的人口形势新的社会就业情况下我国托儿机构的缺位问题。这种缺位一方面导致年轻家庭陷于工作和生育的两难选择,导致了生育率下降,另一方面把抚养责任全部丢给家庭和个人,在中国生育文化逐渐衰落的形势下,会造成各类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并且会限制职业女性的发展,带来职场伦理问题。过去几个月,关于女性生育的各种争论和新闻事件已经层出不穷。

在个人和家庭无力的地方,就应该由社会和国家去补位,如此,个人和家庭才能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充分施展工作能力,也才能安心生育,为国家社会创造新生力量。梁建章的初心虽然被打脸,但他和携程所遇到的问题,仍然是多数人将来会面对的现实难题。

继续依靠老人或保姆带孩子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现状的需求。中国将来急需大量的0到3岁托儿所,否则,中国妇女将不得不在生育和职业之间做出艰难选择,而中国的生育率也将难以回到健康的水平上。

让人唏嘘的是,梁建章呼吁良久,最终,这样的一个议题,却是以携程卷入舆论危机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从根本上说,携程的错,只在于在政策缺位和监管失职的环境之中,做了一个超越界限的事,并为此付出代价,梁建章的初心,输给了妇联和现实。

朱迅垚:资深媒体人、财经作家、AI财经社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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