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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赛龙启示录:三线城市为什么不适合互联网创业?

文/刘远举 编辑/AI财经社 2017年10月31日

昨日,钛媒体一篇指控某地官员巧取豪夺,勒索公司股份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随后,当地政府回应称,该企业在此前已经停产四年欠债数亿。从目前看,其中是非曲直,还有待更多事实浮出水面,不过,一个老话题重新被再次讨论:高新企业是否适合落户三线城市,创业能不能出得了山海关?

2016年10月18日,在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推进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告诫东北官员:“网上有一种说法,叫‘投资不过山海关’。东北可千万不能让这种说法变成现实啊!”由此,投资不出山海关变为一个热门话题。再后来,这个话题进一步演变为:创业适合去欠发达的三四线城镇吗?

某种程度上,这个说法,是一个伪命题。

创业,特别是互联网创业,本身就一定得在一个国家经济最发达、人才最多、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在中国也不多,即众所周知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或许现在再加个杭州。那么,创业不出山海关,创业不出玉门关,与创业去纽约、去硅谷,不去底特律、不去小石城是一样的。是创业行为对经济地理分布的一种应对,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必然。

不过,换一个角度,这种说法,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可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是人类长期发展中由经验而形成的习惯、道德、观念、习俗、礼仪等等,是无形的。外在制度则是包含宪法以及宪法之下的法律、社会制度等等,是条文化的,可执行的制度。制度经济学认为,两者一同深刻的影响着经济的发展,而直接作用于经济的外在制度,其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与内在制度相适应。比如,司法系统是否和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习俗相适应,决定了法律能否有效的实施;同样的,营商环境,去了相关规定,最终取决于一个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毕竟,白字黑字的规则不能自己执行自己,仍然需要依靠人去执行,而且,在规则禁止条款之外,始终会存在权力自由量裁的范围。这些自由量裁的行为,以及老百姓对这些行为的反馈,才是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真实面目。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布局,东北是重工业基地,计划经济色彩重。长期的国企主导还导致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伴随计划经济、大投资而滋生的官本位、裙带关系,缺乏契约精神与规则意识,市场、商业氛围相对较淡。在这样的一个官本位的熟人社会,创业需要打点的关系更多,不能专心做事,自然发展更难。实际上,这并非东北一地的问题。在这里,山海关,不仅指东北,而是泛指中西部地区,甚至除了广州沿海、江浙沪、北京几个城市带之外的一切广袤的中国。

在这广阔的中国,存在着不同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塑造了不同的人。一个在北上广深的一个基层公务员会觉得,某些事情不能做,过分了,而当他真的做了,会激怒老百姓。而在中国的另一些地区,一个基层的公务员做出同样的行为,却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而当地老百姓也会觉得无非惯例而已。

前不久,上海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在公安局门口,协警拦住了轿车,让公安局门口的车先出来。这个举动,或者并无不对。最后,也是公安局出来的车先停下来让行。可是,这位开车的上海市民却不干了,他认为,这是下班的私车,不是执行公务,不应该具有优先通过权,于是下车和协警理论,态度激烈,然后传到网上。最后,上海的公安部门出面回应。

暂且不论事情的是非曲直。这位市民能够依据规则想到,公车与公务员的私车的不同,并作出激烈的反应,所谓世道人心,所谓内部制度,正在于此。而换做另一个地方,“为公安局出来的车让行”则会被视为理所当然。

因此,对于一个地区的法律、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来说,有一个基本的影响因素,那就是人们的思想观念。一个地区优秀的营商环境,依赖的正是这些源于观念的行为。北上广深更好的环境,正在于当地官员、基层公务员与民众的观念以及行为。在电影《海洋饼干》这样描述走出大萧条阴影的美国人:“最终,复苏的原因不是那些水坝、道路、桥梁、公园、隧道,或那些年所建造的成千上万的公共建设,而是种更无形的东西。”

所以,一个地区要发展经济、吸引投资、吸引创业,要改变的不仅仅是产业结构、制度的制约,还有那些世道人心。从这个角度,中国仍然需要要契约意识、权利意识、商业文明、市场意识、乃至公民权利意识去冲击多年计划经济对人们的影响。更直接的说,光是精简各种规则制度还不行,还必须在公民头脑中,把政府的权力精简掉。

这何其之难,不言而喻。

作者简介: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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